深圳的張女士是兩個孩子的媽媽，20年前，工作繁忙的她選擇把孩子放在單位開辦的職工托兒所。而20年后，單位早已不興辦托兒所，同一單位工作的李女士同是兩個孩子的媽媽，大孩5歲，小孩剛出生約半歲，但把孩子放哪、誰來帶卻成為一個難題。

“我和我老公工作都很忙，經常加班，基本沒法自己帶，找保姆照顧也不放心，對托兒機構也沒有系統了解，但總覺得噱頭大于實際，市場也不規范且價格也高。綜合考量之后還是決定請老人帶娃”，李女士說，這也導致孩子無法經常和父母見面，家里大孩半歲到3歲基本大半年都在老家，由父母帶。“讓老人完全在深圳帶娃也不現實，一是外婆外公快80歲需要人照顧;二是家里還有弟弟;另外深圳炎熱的夏天，老人也不適應”。

生育，最直接關系到的問題是教育，而0—3歲嬰幼兒托育問題首當其沖。在生育政策變化后，越來越多的低齡幼兒如何托管引發社會關注。與學前教育相比，3歲以下嬰幼兒幼托服務成為政府公共保障服務的盲點，也成為廣大市民“生育焦慮”的痛點之一。

7月1日，《深圳經濟特區學前教育條例(草案)》提請深圳市人大常委會審議。深圳將為“學前教育”立法，并探索延伸學前教育年齡范圍，鼓勵支持有條件的幼兒園開設托班，招收2周歲至3周歲的幼兒。

今年，深圳市政府工作報告也提出要構建高質量嬰幼兒照護托育體系，探索加強普惠性托育服務被納入深圳2021年度民生實事。可以說，能不能解決好“幼有善育”，關系到人們的生育信心。

數據

托兒機構照護比例僅為一成

自2016年我國出生人口數量創下小高峰后，出生人口數量已經連續“四連降”，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2020年我國育齡婦女總和生育率為1.3，已經低于代際人口更替的臨界值，這也成為生育政策變動的大背景。

據國家衛健委公布的信息顯示，群眾生育意愿降低是出生人口下降的一大原因，我國“90后”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數僅為1.66個，比“80后”低10%。其公布的調查結果顯示，全面二孩政策實施后，相當比例的家庭想生不敢生，排名前三的原因是經濟負擔重、嬰幼兒無人照料和女性難以平衡家庭與工作的關系，其中“沒人帶孩子”的原因占51.3%。

這一點，小孩出生時間不久的張先生也極為認同。張先生的孩子出生后，因本人和妻子工作繁忙，且工作性質特殊，無法保證每天都返回家中，而父母也沒有太多精力照顧孩子，于是在孩子不到一歲時便尋找到了合適的托兒機構負責帶孩子。“托兒機構每月收費7000—8000元，已經是市場上較為便宜的托兒服務了，請保姆更貴，至少要萬元起”，張先生說。

據深圳市人大代表廖海蘭提供的數據顯示，2020年深圳0—3歲常住嬰幼兒數量約63.46萬人，出生人口約19.75萬人。

這些嬰幼兒由誰來照顧?據廖海蘭調研，以龍崗區為例，58.24%的家庭由長輩照顧，23.42%的家庭由父母親照顧，8.15%的家庭由保姆照顧，剩余的10.19%是通過其他形式照顧。

數據顯示，目前嬰幼兒照護更多以家庭照護為主，機構照護比例僅為一成。但這并不代表市民不想選擇托兒機構。

據廖海蘭調查，有二孩、工作忙、高學歷、高收入人群是優質托育服務需求的主力，2—3歲嬰幼兒為需求主體，市民偏向專業化、高質量、普惠性的托育服務。74.46%的家庭認為每月2000—3000元的收費是最為理想的收費標準。

托兒機構照護比例低、市民對托兒機構認知有限的重要原因在供給方面。廖海蘭說，普惠嬰幼兒照護服務體系存在頂層規劃設計不夠完善、政府扶持力度不夠明顯、社會力量參與不夠積極、普惠性托育服務資源供給缺乏，與日益增長的服務需求相比矛盾明顯。

現狀

機構數量不足公辦機構缺失

2020年8月，佳諾國際嬰幼中心成為深圳首家在衛生健康部門備案的托育機構，標志著深圳在3歲以下嬰幼兒照護服務方面邁出了重要的一步，該中心也是大鵬新區普惠性托育機構示范點。2021年初，龍崗區也開設了首家普惠性托育示范園。

和以往托育服務和托育機構沒有“婆家”、未被納入公共服務的狀況相比，近兩年來，嬰幼兒托育領域愈發受到國家重視，政府也出臺了相關政策。其中，2019年發布的《國務院辦公廳關于促進3歲以下嬰幼兒照護服務發展的指導意見》已明確由衛生健康部門負責組織制定嬰幼兒照護服務的政策規范，2020年3月發布的《深圳市促進3歲以下嬰幼兒照護服務發展實施方案(2020-2025年)》(下稱“《方案》”)也提出了不少3歲以下嬰幼兒照護服務的相關管理制度。

《方案》要求，發展多種形式的托育機構，將獨立占地的嬰幼兒照護服務設施和場地建設納入相關規劃，鼓勵幼兒園(幼兒中心)開設托班，開展托幼服務一體化研究，鼓勵用人單位為職工提供福利性嬰幼兒照護服務，完善就業人群密集的產業聚集區域和用人單位的嬰幼兒照護服務設施，制定扶持普惠性托育機構發展的財政補貼政策等等。

在目標方面，到2020年底，各區至少建成1家具有示范效應的普惠性托育機構，在幼兒園開展托幼服務一體化試點工作;到2022年，每個街道至少建成1家具有示范效應的普惠性托育機構，至少1家幼兒園(幼兒中心)開設托班;到2025年，每個社區均有提供全日托、半日托、計時托、臨時托等嬰幼兒托育服務的機構，全市托幼服務一體化的幼兒園(幼兒中心)達200家以上。

目前，深圳也有幼兒園開展托幼一體化試點。位于福田區的基建幼兒園利用公共區域和功能室，為社區50余名2—3歲的孩子提供托育和早教服務，培養孩子們的良好習慣。但因場地限制，幼兒園只能為每名孩子提供每天2小時的服務。該園園長鄭碧琴介紹，幼兒園之后還將新增300平方米的空間，建設單獨的托幼中心。

不過，深圳市政協委員孔慶旸表示，從數量上來說，目前0—3歲幼兒托育機構明顯不足：深圳共有327間提供0—3歲嬰幼兒照護服務的托育機構，可提供托位數約1.6萬個，不少3歲以下嬰幼兒仍然普遍面臨“無處可托”的困境，導致過度依賴家庭照護，很多女性被迫脫離職場。另外，從深圳市衛健委發布的數據來看，深圳僅有21家托育機構已備案，普惠性托育機構幾乎每區僅有1家。

“相對于更加緊迫的3—6歲學前兒童的入園壓力，政府和教育部門對于3歲以下幼兒入托問題的解決往往有心無力，導致3歲以下公辦幼托資源稀缺，民辦資源不足，整體力量薄弱的情況持續存在”，人大代表劉曉娜指出。此外，深圳市政協委員朱昱霏也指出，公辦托育機構嚴重缺位造成托育費用昂貴，社會力量辦托育機構大多以早教為主，全托費用起步價平均在每月6000元以上。

建議

將早期教育納入學前教育管理體系

解決好托育問題，不少人提出要提升托育服務的供給水平。

深圳市人大代表劉曉娜建議，推動建立3歲以下幼托公共服務體系，確立其社會公益性屬性，明確政府在保障公共托育服務需求方面的主導作用，鼓勵和支持公立幼兒園和普惠性民辦幼兒園向下延伸，加快公辦幼托機構的建立，將幼兒服務納入政府社區公共服務范圍，以政府購買服務引入專業社會組織在社區開設小型互助式托育服務機構。

廖海蘭建議，要充分盤活政府閑置、低效物業，鼓勵婦女兒童活動中心、科學育兒指導中心、文體中心以及國有營業場所進行改造，建設普惠性托育機構。深圳市政協委員孔慶旸建議由政府提供補貼，廣泛吸納社會資本參與，加大民辦普惠性托育兒機構的補貼力度。

除供給以外，不少家長最不放心的就是托育機構的舉辦質量和標準是否能達到自己的期望。

“現在托育機構和保姆市場魚龍混雜，也有很多安全隱患，父母的身體條件允許，所以生完孩子后選擇請雙方父母輪流帶寶寶，不會只讓一方帶感覺那么疲憊，同時我們在外面工作也會更安心”，剛休完產假不久的王女士說。

去年11月，深圳出臺制定了《深圳市托育機構備案辦事指南(試行)》，為托育機構設立了標準，包括托育機構負責人需提供大專以上學歷證明，并有從事兒童保育教育、衛生健康等相關管理工作3年及以上的履歷證明，育嬰員、保育員需具備相應職業證書，以及設立保健室、衛生室等硬件標準。

“少數機構因逐利聘請的工作人員甚至都不具備保育和幼師資格，大多數保育機構單一復制國外課程模式，缺少階段式課程研發和保育方案”，朱昱霏提到。孔慶旸也建議，盡快制定出臺相關標準規范，并建立統一的評比標準，教育部門定期給予業務指導，評比成績優異可獲得更高的補貼，促進托育機構努力提升教育及服務質量。

深圳市政協委員高金德建議，仿照上海模式，將0—3歲嬰幼兒早期教育納入學前教育進行管理，將0—3歲早期教育指導納入教育服務體系。

今年5月20日，深圳市教育局在關于中小學及幼兒園招生入學工作的新聞通氣會上強調，有富余活動室的民辦幼兒園，可適當招收2—3歲托班幼兒。但通氣會上相關負責人也提到，在學位緊張的背景下，幼兒園舉辦2—3歲托班無法真正解決2—3歲兒童入托問題。

“公辦幼兒園不一定有足夠的學位延伸服務，民辦幼兒園相對靈活，可以根據自身的發展規劃和市場需求確定3歲以下托育服務的名額”，金生幼兒園負責人韋園長表示，該園目前開設3個小小班，每班20人左右，提供全日的托管服務，很受家長歡迎。

她同時表示，目前幼兒園的管理規程、學前教育指導綱要都只面向3—6歲的兒童，針對0—3歲的兒童教育比如活動空間的規范和要求缺乏相應標準，這也造成了托育機構的參差不齊，亟需出臺相關規范標準。

在早期教育服務方面，深圳市教育局也表示，深圳已從2015年開始啟動“學前教育家園共育公益指導項目”，主要通過育兒知識講座、育兒沙龍、親子閱讀、親子游戲、育兒信息推送、育兒科學指導站等多種方式，面向0—6歲嬰幼兒家庭進行公益指導。截至2018年底已開展活動2600多場，惠及嬰幼兒及家長46.4萬人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