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隨著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七普”)數據的出爐，媒體關于人口問題的討論十分熱烈。大家提出的觀點林林總總，但總體來看擔憂情緒蔓延，感性的主觀判斷及延伸討論居多，理性深刻的思考較為缺乏。

鑒于這一現狀，筆者想基于常識和歷史知識，針對一些基本的人口問題做簡要分析和評論，以期破除諸多論者在人口問題上表現出的畫地為牢思維。基于這種思維推導出來的眾多觀點，有點似是而非，而且容易誤導民眾，也無益于國家的未來發展。

人口是發展基礎，創新才是強盛關鍵

一定數量的人口是拓疆擴土、建國立業的基礎，在傳統的冷兵器時代尤其如此，長期以來形成的這種“人多力量大”的認識具有歷史合理性，因此作為一種強大的思維定勢延續至今。但縱觀古今中外，人口因素并非決定一個國家興衰存亡的最關鍵因素。

當今世界，人口數量排名前十的國家，除了美國，其余都是發展中國家，人口數量與國家實力并無必然聯系。

而回顧歷史，即便是在傳統時代，人口數量也不能決定一個民族和國家的命運。歷史上少數族裔征服和統治人口占多數族群的例子不勝枚舉，在中國歷史上就不乏這方面的例證。歷史事實一再證明，人口再多、再年輕，如果技術落后、制度腐朽，也避免不了任人宰割的悲慘命運。

由此可見，是技術(包括生產技術、武器技術等技術)和制度(能激發和調動人的潛能與積極性的制度)決定了國家是否強盛。而技術和制度的先進程度又取決于人的創新能力。

創新的技術具有強大的溢出效應。一個社會如果在全球占據技術制高點，則不僅技術行業受益，其周圍產業以及為技術行業服務的簡單服務業也能從中收獲巨大的溢出價值，因為它們有能力也有意愿為獲取服務包括最簡單初級的勞務支付更為高額的酬金。制度則可以視為社會治理技術，其創新和進步有利于更好地減少內耗、激發潛能，更大程度地提高社會資源利用效率。

反觀人口(包括大量的跨國移民勞工或被販賣的奴隸)，雖然在歷史上的某些時期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掌握了技術和制度優勢的人口才是其中的主角和主要得益者。那些技術落后、制度腐朽又陷入“越窮越生”循環國家的人口，只能處于被販賣、被奴役、被剝削的境地。這樣的歷史教訓，我們不應該忘卻。

創新取決于文化，而非人口數量和結構

關于創新，有人提出，人口才是決定創新能夠獲得成功的根本因素，人口因素具有任何其他因素都不能取代的地位，越是年輕的國家，創新的活力越強。

對這類流傳甚廣的觀點，我想立場鮮明地表示，創新與人口的數量和結構并沒有必然關系。假如像有些論者提出的那樣，年輕人的數量決定了創新，那么中國豈不早就是創新程度最高的國家?回顧我國人口歷史，清朝時的人口規模就已和現在的美國人口相當，且當時的平均壽命使得人口結構也非常年輕化，但清朝被列強蹂躪的歷史不能不讓我們認清這種觀點的似是而非。

創新取決于文化，其中鼓勵創新的家庭教育、學校教育以及鼓勵和支持創新的社會制度又是關鍵。環顧全球，無論是人口數量和創新能力都名列前茅的美國，還是人口數量雖少但創新能力一流的以色列，都以鼓勵創新的教育文化及支持和獎勵創新的社會制度而著稱。如果說人口數量和結構有用的話，也只是增加了創新的潛力，并不意味著就能有更多、更好的創新。

人口數量和結構不是國家興衰的決定性因素

由此可見，被諸多論者反復炒作的人口數量下降及人口結構老齡化將使得中華民族走下坡路的論調，只能算是一種似是而非的危言聳聽。改革開放以前，中國人口數量就已高居全球第一多年，人口結構年輕化明顯，但并沒有因此成為世界強國。如果沒有近四十年來的改革開放、解放思想、搞活經濟，依然會積弱積貧。

幾千年傳統農業社會留給我們的慣性思維，讓我們總是簡單地信奉人多力量大的道理。雖然在困難時期，因人地矛盾突出，我們經受了人多不一定帶來富強的觀念沖擊，但一旦因計劃生育和發展走出泥淖之后，我們又開始選擇性地遺忘某些歷史性的深刻教訓。

歷史告訴我們，人口不必然是負擔，也不必然是資源。我們大可不必為生多生少而陷入社會焦慮。

針對很多人提出的養老危機問題，我想表達的一個基本觀點是，“天上不會掉餡餅”。無論人們期待的是政府養老還是社會養老，最終都是自己養老。正如撒切爾夫人所說，政府和社會并不能創造財富，它們只是分配財富。因為政府和社會的財富也基本上來自于個人。所謂社會保障，無非是把我們年輕時候創造的財富挪到退休后，或是把某個群體創造的財富挪給另一個群體用，搞了不同形式的財富轉移支付而已。

但總體而言，每個人本質上都只能自食其力來養老。在生育率下降、世代更替邁入下降通道后，我們只需要進行養老金制度等一系列配套改革，基于“自我負責”這樣一種最簡單最樸素的理念，實現世代間財富傳遞與人生不同階段間財富轉移的平衡就夠了。

人口數量和結構的變化，一定會帶來社會陣痛，但遠非社會災難。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的問題，也會自己創造出相應的解決之道。對此，我們可處之泰然，在借鑒他山之玉的基礎上，積極進行智能化產業轉型升級，推動多邊人口流動與移民，修改完善教育及勞動就業制度，推進養老及醫療體系建設，讓國家和社會能夠順利地適應人口再生產模式轉變帶來的勞動力供給、撫養比、養老保障等方面的新趨勢，實現人口問題上的軟著陸。

簡言之，人口數量和結構會對既有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模式帶來挑戰，但絕非國家興衰的決定性因素。

跳出人口思維窠臼，聚焦全球創新挑戰

對圍繞“七普”數據出爐而引發的關于人口變動的社會影響討論，我的看法是，應以發展、開放的視角辯證看待，不能簡單盯著人口數量的增減和人口結構的變動，還得看人口質量、技術發展和制度調整等因素。

人和社會具有強大的能動性，除了極端情況，人口數量和結構上的變化通常都可以通過技術發展、社會制度調整加以適應。而且，由于自然資源的強約束力，整體而言是人口過多更可能帶來災難性的后果。因此，人類歷史上，一直有著瘟疫、戰爭與文化等各種自然或非自然的機制在制衡著人口數量的無節制增長。世界文明的發展史也表明，并不是人數占優就能稱霸世界，技術的進步、武器的精良、族群生機勃勃的創造力等因素，才是一個國家和民族傲視群雄的核心保障。

因此，簡單以人口數量和結構問題來唱衰或看好某個國家和地區，是一種簡單、線性的思維，現在通行的以人口數量和結構變動來解讀一些西方發達國家所謂經濟停滯等觀點，其實是對個別影響因素的主觀放大，是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片面誤導。一些論者罔顧這些國家依然是人均GDP、整體創新能力及社會成熟度遠超中國的發達國家的事實。它們的經濟和社會如果如一些論者所說的那樣有所“停滯”的話，也更多是一種在高度發展的經濟和社會基礎之上的階段性調整和轉向。

最后強調一下本文的核心觀點：我們應跳出單向度的人口思維窠臼，不再作繭自縛地糾纏于人口數量和結構這樣的“末”，而應聚焦于人的質量，即以創新為核心的能動創造力的“本”，直面全球創新挑戰。惟其如此，我們才能確保發展，并走向進一步的繁榮富強，才能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夢。

(作者系浙江大學社會調查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