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近年來，在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支出中，農林水支出大約占到10%比例，2019年中央一號文件對于農業支持制度提出“增加總量、優化存量、提高效能”的原則意見，為農業支持制度提供了明確的財政保障。

2019年中央一號文件對農業支持政策的內容表述有了重大更新，主要體現在：支持措施的進一步市場化，包括完善最低收購價與生產者補貼制度;農業支持制度的杠桿化，包括對農業信貸擔保費率補助與獎補、完善農業保險政策;農業支持保護制度的金融化，明確要求建立縣域銀行業金融機構服務“三農”的激勵約束機制，實現普惠性涉農貸款增速總體高于各項貸款平均增速。

我國2016年建立玉米生產者補貼制度以取代臨時收儲政策，但政策出臺不久即引起部分業內人士的擔心，認為政府需要為農民無法銷售的玉米進行托底。但是從市場反應來看，對玉米價格干預取消之后，不僅玉米消費量快速增長，玉米與替代品進口快速回落，庫存快速消化，而且調減玉米播種面積的目標也很快實現，玉米市場供求重新平衡。由此可見，農業支持保護制度自身的市場化導向將有助于農產品市場的效率提升。

在現代農業發展中，風險管理是所有農業生產者的必備技能，傳統農業支持保護制度的“政策托底”讓農業生產變為“傻瓜決策”，顯然不符合現代農業的發展規律，也不利于農業生產效率的提高。2019年中央一號文件專門特別強調農業保險，要求“擴面增品提標”。隨著土地流轉帶來的農業規模經營以及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壯大，我國現代農業形式快速發展，中央一號文件發力農業保險不僅符合“提高效能”的原則要求，更契合了現代農業自身發展規律，有助于中國農業發展的迭代升級。

農業支持政策的金融化使得政策工具更為豐富，手段更為多元，同時也對農業生產提出更高要求。我國農業在本質上是大國農業，階段上處于從傳統生計農業向現代商品農業轉變的過渡時期;由此，我國農業的目標不再是實現大量農村勞動力的就業，而是轉變為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農產品的商業屬性更具有社會價值，使得打通金融服務“三農”各個環節成為應有之義。

總體來看，2019年中央一號文件對農業支持政策明確了方向，為未來一段時間農業支持制度的進一步完善奠定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