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廣州市政府辦公廳印發關于《廣州市生活垃圾分類管理條例》的實施意見。《意見》明確，到2020年底，廣州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力爭達40%以上。此外，《意見》強化了生活垃圾的源頭控制，要求加大“限塑令”執行力度，探索建立快遞包裝物強制回收制度，減少包裝性廢物。

隨著電子商務的快速發展，我國網購規模迅猛增長。據國家郵政局發布的數據顯示，去年全國快遞服務企業業務量累計完成400.6億件，同比增長28%，連續4年穩居世界第一，包裹快遞量超過美、日、歐等發達經濟體。據有關數據測算，去年全國快遞業消耗包裝箱192億個、編織袋58億個、塑料袋150億個、膠帶300億米。隨著快遞業務從城市向農村延伸，快遞包裝物的消耗量將不斷增加，由此造成的包裝性廢物垃圾以及環境污染問題確實值得關注。

在此之前，已經有電商平臺和快遞企業嘗試快遞包裝物的回收。比如，去年3月，順豐快遞成立包裝實驗室，啟動研制可循環利用快遞包裝。去年8月，成都多家電商物流公司試點快遞包裝回收業務。今年3月，阿里巴巴旗下的菜鳥網絡聯合中華環境保護基金會啟動了“回箱計劃”，在北上廣深等十個城市全面開展快遞紙箱回收行動，然后將回收的紙箱送至紙廠，廢紙箱被加工成新的紙箱。由此不難看出，快遞包裝物的回收和循環利用已經在市場中起步。

在某種程度上，這些市場行為既為快遞包裝強制回收探索了經驗，同時也揭示了問題——雖然快遞包裝回收的市場行為不斷涌現，但卻沒能像共享單車一樣短時間內鋪滿街頭。原因或許在于，一方面，電商為了獲得良好口碑，不惜用廉價材料重復包裝，而快遞企業一般以商品重量計費，快遞的商品越重收費越高，由此導致商品過度包裝居高不下;另一方面，如果由銷售者或者銷售平臺、快遞企業出于企業的社會責任長期從事快遞包裝物回收，勢必會增加銷售者或企業的運營成本。所以，快遞包裝回收的市場表現雖此起彼伏，卻往往不可持續。

在這種情況下，快遞包裝回收就需要有政策約束和引導。比如在德國，包裝法規定了生產者延伸責任制度，任何材料的生產實體都要對材料在達到使用壽命后而產生的廢棄物負責，并自行承擔回收費用，或者向回收利用系統付費，由后者代為回收。而美國很多州則是根據企業包裝回收利用率的高低，適當免除企業相關的稅收。顯然，有了獎懲政策，綠色包裝的推行也好，包裝物的回收也罷，都會向著更節約型和環保型轉變。

今年5月1日起實施的《快遞暫行條例》規定，鼓勵企業回收包裝材料，以實現包裝材料的減量。然而，只有鼓勵似乎還不夠，建立快遞包裝物強制回收制度，需要更明確的獎懲政策配套。回收主體怠于履行責任，將受到怎樣的市場懲處;回收主體積極履行責任，能不能得到稅收等方面的惠顧，以平衡由此增加的運營成本，這些都是可以討論的問題。只有理清了責、權、利問題，強制回收才會有效落地。